286一件曲折而冗长的案件（1 / 1）
51年8月3日，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赢德坊四十三号应家的男主人应靖波在经历了半个晚上的痛苦折腾之后，一命呜呼了!
应靖波三十二岁，青岛当地人氏，出身买办家庭，其父是一名专门替德国颜料商当中介推销颜料的掮客。子承父业，他从事的也是买办职业——不过不是替德国人，也不是介绍颜料买卖，而是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专门经营海产品中介业务。
五年来，公司的经营状况还不错，账户上时不时会有一笔钱款汇入。应靖波于十年前与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女儿刘巧玲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加上尚健在的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种好日子到了1950年6月中旬，终于出现了危机。应靖波的身体一向很好，他自幼跟着曾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习练过几年武术，身体很是结实。
上学后，由于老爸跟一些德国商人的关系很熟，他就时不时去德国商人会所的俱乐部踢球、游泳。多年的体育运动使应靖波受益匪浅，不但从没生过什么大病，连感冒也很少出现。
可是，半个多月前应靖波突然发现身体情况异常。先是胳膊、膝盖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两天，关节倒是不大痛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时不时地给他一点儿刺激。
比如，在马路上正好好地骑着自行车，忽然大腿一阵剧烈疼痛，抽筋不像抽筋，疼痛的程度却不次于抽筋，于是只好停车。待这种疼痛消退，他准备继续蹬车时，两条胳膊却又没来由地痛了起来。只得推着自行车步行，但过了一会儿背部又疼痛起来……
这种疼痛的发作是没有规律的，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清晨，也有时连续一两天太平无事。
那时，除非巨富之家，一般人如果有点儿不舒服，通常最先采取的是一字方针——熬，实在熬不过去了才会想到求医。应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但应靖波也没有立刻想到去看病。
直到一周后，应靖波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去医院看看。当时，人们看病一般还是跑中医诊所的居多，一是因为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二是看中医费用比较低。
但应靖波是一个例外，他出身于替德国人做买办的家庭，其老爸的德语英语都十分流利，平时交往的熟人朋友中，洋人比华人甚至还要多几个，所以他家传下来的习惯是有病要看西医，而且要去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之类，退而求其次也得去留过洋的华人医学博士开的私人诊所。
应靖波原原本本继承了老爸的这一理念，当下就去了市立医院。那时，也没有什么“专家门诊”，你去看病，挂了号交上号单就等着护士叫号，轮到哪个医生给你看就是哪个。
应靖波看中了一个白发老头儿，因为他记得这位薛姓老先生跟老爸熟识，据说是留英医学博士、内科专家，请他诊治比较放心。于是就悄悄跟护士商量，护士同意如果叫他的号时薛医生没有病人的话就让薛医生给他诊治。
薛老医生对于应靖波的症状一时无法判断，说要么先检查一下吧。那时医院还没有b超、ct、核磁共振等设备，所谓的检查无非就是化验血液、大小便以及x光。结果，这些检查做下来，应靖波一切正常。
薛医生于是诊断说这是神经方面的原因，先吃点儿药看看是否有效。当时还没有提倡“中西医结合”，所以薛医生这样的留洋西医开出的药方当然都是西药。
应靖波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说几小时一次就是几小时一次，一分钟也没差。可是，效果全无，那不时在全身各处游走的疼痛还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甚至发作时还痛得更厉害了。
于是，应靖波再去找薛医生。上次看病时他说了老爸的姓名，薛医生说原来你是我老朋友的儿子，应老先生故世多年，我很怀念他的。解放后提倡新风气，社交圈里已经不用名片了，薛医生就在一张空白处方上写下了自己寓所的地址，让应靖波以后看病上他家去，不必到医院来排队挂号。
所以，这次应靖波就去了薛医生家，当然是要带上一份礼物的。薛医生坚决不受，但非常认真地继续替应靖波诊治，说看来你这症状得请专门的神经科医生来看了。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一趟，我把神经科医生请到我家来给你诊治。
薛医生的面子很大，请来了一位叫史德诚的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这位史大夫原是开私人诊所的，旧社会时看一次病挂号费是五块大洋，出诊加倍。
解放后，他被驻青岛海军部队看中，光荣入伍，现在是一名军医，所以应靖波见到他时他是穿着军服的。史大夫的诊断结论跟薛医生一样，说是属于神经方面的毛病，尚不明病因，吃点儿药先控制住疼痛再说吧。
史德诚是留美的，开出的药方当然还是西药。应靖波抱着更大的希望服用了史德诚开的西药，还是无效，这时离他初次发病已经半个多月了。
12月29日，应靖波在“紫光阁饭馆”宴请薛、史两人，请求重作诊断。薛、史两人互相看看，史大夫便开口了，说应先生不瞒你说，你这毛病我们之前真还没见过，我这些天已经翻阅了许多国外医学文献，还给北京、上海的几位医学界好友打电话询问探讨，大家都觉得这是疑难杂症，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治疗的。
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你是否可以去请哪位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中医看看，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应靖波于是明白西医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就只好去看中医了。
回家之后，应靖波对妻子刘巧玲说了情况。刘巧玲是家庭妇女，如今的说法就是全职太太，不过并非无知之辈。
她出身染坊家庭，其父刘三福是帮会人士。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期间，刘三福是民间抗日义士，他开的染坊是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以及形形**的江湖抗日义士常来常往之地。刘巧玲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特别性格。
况且，她还是初中毕业生。那个年代，谁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要比如今手里有一张二本毕业证书还要风光。当下，刘巧玲就说中医要么不看，看就应该去找中医中的名医，不要考虑钞票问题，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 ↑返回顶部↑
应靖波三十二岁，青岛当地人氏，出身买办家庭，其父是一名专门替德国颜料商当中介推销颜料的掮客。子承父业，他从事的也是买办职业——不过不是替德国人，也不是介绍颜料买卖，而是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专门经营海产品中介业务。
五年来，公司的经营状况还不错，账户上时不时会有一笔钱款汇入。应靖波于十年前与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女儿刘巧玲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加上尚健在的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种好日子到了1950年6月中旬，终于出现了危机。应靖波的身体一向很好，他自幼跟着曾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习练过几年武术，身体很是结实。
上学后，由于老爸跟一些德国商人的关系很熟，他就时不时去德国商人会所的俱乐部踢球、游泳。多年的体育运动使应靖波受益匪浅，不但从没生过什么大病，连感冒也很少出现。
可是，半个多月前应靖波突然发现身体情况异常。先是胳膊、膝盖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两天，关节倒是不大痛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时不时地给他一点儿刺激。
比如，在马路上正好好地骑着自行车，忽然大腿一阵剧烈疼痛，抽筋不像抽筋，疼痛的程度却不次于抽筋，于是只好停车。待这种疼痛消退，他准备继续蹬车时，两条胳膊却又没来由地痛了起来。只得推着自行车步行，但过了一会儿背部又疼痛起来……
这种疼痛的发作是没有规律的，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清晨，也有时连续一两天太平无事。
那时，除非巨富之家，一般人如果有点儿不舒服，通常最先采取的是一字方针——熬，实在熬不过去了才会想到求医。应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但应靖波也没有立刻想到去看病。
直到一周后，应靖波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去医院看看。当时，人们看病一般还是跑中医诊所的居多，一是因为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二是看中医费用比较低。
但应靖波是一个例外，他出身于替德国人做买办的家庭，其老爸的德语英语都十分流利，平时交往的熟人朋友中，洋人比华人甚至还要多几个，所以他家传下来的习惯是有病要看西医，而且要去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之类，退而求其次也得去留过洋的华人医学博士开的私人诊所。
应靖波原原本本继承了老爸的这一理念，当下就去了市立医院。那时，也没有什么“专家门诊”，你去看病，挂了号交上号单就等着护士叫号，轮到哪个医生给你看就是哪个。
应靖波看中了一个白发老头儿，因为他记得这位薛姓老先生跟老爸熟识，据说是留英医学博士、内科专家，请他诊治比较放心。于是就悄悄跟护士商量，护士同意如果叫他的号时薛医生没有病人的话就让薛医生给他诊治。
薛老医生对于应靖波的症状一时无法判断，说要么先检查一下吧。那时医院还没有b超、ct、核磁共振等设备，所谓的检查无非就是化验血液、大小便以及x光。结果，这些检查做下来，应靖波一切正常。
薛医生于是诊断说这是神经方面的原因，先吃点儿药看看是否有效。当时还没有提倡“中西医结合”，所以薛医生这样的留洋西医开出的药方当然都是西药。
应靖波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说几小时一次就是几小时一次，一分钟也没差。可是，效果全无，那不时在全身各处游走的疼痛还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甚至发作时还痛得更厉害了。
于是，应靖波再去找薛医生。上次看病时他说了老爸的姓名，薛医生说原来你是我老朋友的儿子，应老先生故世多年，我很怀念他的。解放后提倡新风气，社交圈里已经不用名片了，薛医生就在一张空白处方上写下了自己寓所的地址，让应靖波以后看病上他家去，不必到医院来排队挂号。
所以，这次应靖波就去了薛医生家，当然是要带上一份礼物的。薛医生坚决不受，但非常认真地继续替应靖波诊治，说看来你这症状得请专门的神经科医生来看了。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一趟，我把神经科医生请到我家来给你诊治。
薛医生的面子很大，请来了一位叫史德诚的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这位史大夫原是开私人诊所的，旧社会时看一次病挂号费是五块大洋，出诊加倍。
解放后，他被驻青岛海军部队看中，光荣入伍，现在是一名军医，所以应靖波见到他时他是穿着军服的。史大夫的诊断结论跟薛医生一样，说是属于神经方面的毛病，尚不明病因，吃点儿药先控制住疼痛再说吧。
史德诚是留美的，开出的药方当然还是西药。应靖波抱着更大的希望服用了史德诚开的西药，还是无效，这时离他初次发病已经半个多月了。
12月29日，应靖波在“紫光阁饭馆”宴请薛、史两人，请求重作诊断。薛、史两人互相看看，史大夫便开口了，说应先生不瞒你说，你这毛病我们之前真还没见过，我这些天已经翻阅了许多国外医学文献，还给北京、上海的几位医学界好友打电话询问探讨，大家都觉得这是疑难杂症，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治疗的。
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你是否可以去请哪位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中医看看，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应靖波于是明白西医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就只好去看中医了。
回家之后，应靖波对妻子刘巧玲说了情况。刘巧玲是家庭妇女，如今的说法就是全职太太，不过并非无知之辈。
她出身染坊家庭，其父刘三福是帮会人士。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期间，刘三福是民间抗日义士，他开的染坊是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以及形形**的江湖抗日义士常来常往之地。刘巧玲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特别性格。
况且，她还是初中毕业生。那个年代，谁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要比如今手里有一张二本毕业证书还要风光。当下，刘巧玲就说中医要么不看，看就应该去找中医中的名医，不要考虑钞票问题，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