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节（3 / 4）
“你要怎么做呢？”嘉禾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更改律法。”苏徽说。
苏徽清楚，在儒家思想盛行的时代，法律的重要性其实比不上道德的约束性，律令只是断案的参考，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主导还是纲常伦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柳玉娘之案难以解决的原因。苏徽想要帮着嘉禾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影响终究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端和年间的京城文人心中埋下一点星火，也许未来这一点点的星火会让他们的思想发生改变，享有盛誉的他们又能够通过自己的笔墨影响更多的人——但这需要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那时候柳玉娘的坟头只怕都已经被风磨平。所以还是直接从律法上入手吧，这是最快的办法。
嘉禾还是有优势的，夏朝还是个立国不到五十年的新生王朝，新生的王朝总会编订新的律令法度，沿革过去制度的同时，对前朝的部分律法做一定程度的调整，以此向天下表明朝代已经更迭，就譬如汉时修《九章律》、唐时有《唐律疏议》、明时洪武也修订了《大明律》。
夏朝却还没有一部属于这个王朝的法律，一切都还沿袭前朝，开国将近三十年，部分律法略作调整，却不曾正式编纂成书。因此，倒不如趁机将编修律令的事情提上日程，再于编修的过程对律法做出更改。而嘉禾是这个王朝第二任的君主，就算士子们有“尊古贬今”的传统，就算迂腐不化的儒生喜欢嚷嚷着“祖宗之法不可废”也无所谓，因为她没有“祖宗”，假如夏朝有幸绵延两三百年，那么她才是那个“祖宗”。
苏徽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她，她听后许久不曾说话，看得出内心的纠结。编纂律令是一桩大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精力。
但这样的事情迟早要做的——同时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你觉得，这样工作谁能够胜任呢？”她问。
苏徽回忆了一下自己过去所掌握的史料，想起夏朝三代而亡，并没有在法律史上留下值得记录的一笔，因此他也暂时想不起这一朝有哪些在律法研究方面的人才可以在这时被提拔重要。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这个国家有成百上千的人口，济济英才之中，总有能为你解忧的。只是需要费神去寻找他们。”
“那么这样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嘉禾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开口，望向他的目光之中饱含信任。
端和八年十月下旬，苏徽以康彦徽的身份获封刑部主事。这是过去方延岁曾待过的官职。
他过于年轻又没有参加过科考，不服他的人自然很多。但不服归不服，意外的却并没有多少。毕竟“康彦徽”这个身份既是宋国公的亲孙，又是皇帝的“面首”，不飞黄腾达才怪。
作为一个二十三世纪的官二代，苏徽没想到自己在夏朝居然还能继续做“关系户”。二十二岁的他还是博士在读阶段，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居然就是在夏朝做官老爷——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多少有些心情微妙。
做官什么的他其实一窍不通，来到刑部官衙的那一天，比起工作，他更想一头扎进刑部数目庞大的文书档案中开始搞研究，从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一下夏朝的法律制度以及实施情况。
想起自己还有正事要做的苏徽强忍住自己搞科研的欲.望，正想过问一下柳玉娘的案子，便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不久前就已经被罢官了的方延岁竟然再度出现在了这里，一身白衣的庶民打扮，比起穿官袍时更加显得他眉目青涩。在苏徽那个年代他应该还是不知世事的学生，而在端和年间，他已经经历了数载宦海浮沉。
方延岁与“康彦徽”没怎么打过交道，但苏徽还是“云微”的时候与他关系倒是不差，曾经主持翰林试看着嘉禾将他选拔为御前翰林，也曾和方延岁一同去泰陵、赴宣府。因此在面对着这个少年的时候，苏徽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长者”心态，目光都不自觉的慈爱了几分。
方延岁与刑部其余同僚关系不差，他回到这里时有不少人都笑着与他打了招呼。他却是径直走到了苏徽的面前，望向他的目光复杂。
“有什么事要说吗？”苏徽好奇的望向他。在苏徽所知的历史中，方延岁为救嘉禾而死，而在这个时空中，他因忤逆嘉禾而被罢官——苏徽只能说人的性格真是奇妙多变。
“陛下将你提拔到这个位子，是为了柳氏女之案吧。”他低声问道。
“唔……是。”苏徽答得含糊。
方延岁倒也不介意这个，继续小声说道：“杀女的柳编修并非恶人，他过去与女儿的关系不坏，父女两人相处的倒也和睦。只是久来郁郁不得志，所以性子偏激了一下，犯下了错事。”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好像他这回特意跑过来，就是为了在苏徽面前向柳编修求情似的。
苏徽还记得方延岁之所以被免官，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审案不公，这下丢了官却还要帮着那杀女凶手，真是奇怪。再说了苏徽也不是主审，他来找他有什么用。
但很快，苏徽想明白了方延岁那番话背后的涵义
柳编修不是恶人、父女和睦、郁郁不得志……
这些线索串在一起便能指向另一个事实：柳玉娘之死，真凶另有其人。
或者说，柳编修杀死女儿不是出于一时激愤，而是有人幕后指使。
这点苏徽之前也曾想过。柳玉娘死后京中哗然一片，她的死为士子们反对嘉禾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苏徽怀疑过背后有人操纵舆论，甚至也怀疑过，柳玉娘之死，是有人刻意安排出来的戏码。 ↑返回顶部↑
“更改律法。”苏徽说。
苏徽清楚，在儒家思想盛行的时代，法律的重要性其实比不上道德的约束性，律令只是断案的参考，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主导还是纲常伦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柳玉娘之案难以解决的原因。苏徽想要帮着嘉禾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影响终究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端和年间的京城文人心中埋下一点星火，也许未来这一点点的星火会让他们的思想发生改变，享有盛誉的他们又能够通过自己的笔墨影响更多的人——但这需要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那时候柳玉娘的坟头只怕都已经被风磨平。所以还是直接从律法上入手吧，这是最快的办法。
嘉禾还是有优势的，夏朝还是个立国不到五十年的新生王朝，新生的王朝总会编订新的律令法度，沿革过去制度的同时，对前朝的部分律法做一定程度的调整，以此向天下表明朝代已经更迭，就譬如汉时修《九章律》、唐时有《唐律疏议》、明时洪武也修订了《大明律》。
夏朝却还没有一部属于这个王朝的法律，一切都还沿袭前朝，开国将近三十年，部分律法略作调整，却不曾正式编纂成书。因此，倒不如趁机将编修律令的事情提上日程，再于编修的过程对律法做出更改。而嘉禾是这个王朝第二任的君主，就算士子们有“尊古贬今”的传统，就算迂腐不化的儒生喜欢嚷嚷着“祖宗之法不可废”也无所谓，因为她没有“祖宗”，假如夏朝有幸绵延两三百年，那么她才是那个“祖宗”。
苏徽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她，她听后许久不曾说话，看得出内心的纠结。编纂律令是一桩大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精力。
但这样的事情迟早要做的——同时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你觉得，这样工作谁能够胜任呢？”她问。
苏徽回忆了一下自己过去所掌握的史料，想起夏朝三代而亡，并没有在法律史上留下值得记录的一笔，因此他也暂时想不起这一朝有哪些在律法研究方面的人才可以在这时被提拔重要。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这个国家有成百上千的人口，济济英才之中，总有能为你解忧的。只是需要费神去寻找他们。”
“那么这样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嘉禾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开口，望向他的目光之中饱含信任。
端和八年十月下旬，苏徽以康彦徽的身份获封刑部主事。这是过去方延岁曾待过的官职。
他过于年轻又没有参加过科考，不服他的人自然很多。但不服归不服，意外的却并没有多少。毕竟“康彦徽”这个身份既是宋国公的亲孙，又是皇帝的“面首”，不飞黄腾达才怪。
作为一个二十三世纪的官二代，苏徽没想到自己在夏朝居然还能继续做“关系户”。二十二岁的他还是博士在读阶段，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居然就是在夏朝做官老爷——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多少有些心情微妙。
做官什么的他其实一窍不通，来到刑部官衙的那一天，比起工作，他更想一头扎进刑部数目庞大的文书档案中开始搞研究，从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一下夏朝的法律制度以及实施情况。
想起自己还有正事要做的苏徽强忍住自己搞科研的欲.望，正想过问一下柳玉娘的案子，便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不久前就已经被罢官了的方延岁竟然再度出现在了这里，一身白衣的庶民打扮，比起穿官袍时更加显得他眉目青涩。在苏徽那个年代他应该还是不知世事的学生，而在端和年间，他已经经历了数载宦海浮沉。
方延岁与“康彦徽”没怎么打过交道，但苏徽还是“云微”的时候与他关系倒是不差，曾经主持翰林试看着嘉禾将他选拔为御前翰林，也曾和方延岁一同去泰陵、赴宣府。因此在面对着这个少年的时候，苏徽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长者”心态，目光都不自觉的慈爱了几分。
方延岁与刑部其余同僚关系不差，他回到这里时有不少人都笑着与他打了招呼。他却是径直走到了苏徽的面前，望向他的目光复杂。
“有什么事要说吗？”苏徽好奇的望向他。在苏徽所知的历史中，方延岁为救嘉禾而死，而在这个时空中，他因忤逆嘉禾而被罢官——苏徽只能说人的性格真是奇妙多变。
“陛下将你提拔到这个位子，是为了柳氏女之案吧。”他低声问道。
“唔……是。”苏徽答得含糊。
方延岁倒也不介意这个，继续小声说道：“杀女的柳编修并非恶人，他过去与女儿的关系不坏，父女两人相处的倒也和睦。只是久来郁郁不得志，所以性子偏激了一下，犯下了错事。”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好像他这回特意跑过来，就是为了在苏徽面前向柳编修求情似的。
苏徽还记得方延岁之所以被免官，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审案不公，这下丢了官却还要帮着那杀女凶手，真是奇怪。再说了苏徽也不是主审，他来找他有什么用。
但很快，苏徽想明白了方延岁那番话背后的涵义
柳编修不是恶人、父女和睦、郁郁不得志……
这些线索串在一起便能指向另一个事实：柳玉娘之死，真凶另有其人。
或者说，柳编修杀死女儿不是出于一时激愤，而是有人幕后指使。
这点苏徽之前也曾想过。柳玉娘死后京中哗然一片，她的死为士子们反对嘉禾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苏徽怀疑过背后有人操纵舆论，甚至也怀疑过，柳玉娘之死，是有人刻意安排出来的戏码。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