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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三司条例司官苏辙亦被谪为河南府推官。欲知苏辙如何得罪，容至下回表明。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第三十七回韩使相谏君论弊政，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却说苏辙系安石引用，在三司条例司中检详文字。安石欲行青苗法，为辙所阻，数旬不言。嗣由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言：“农民播种，各苦无资，富家得乘急贷钱，要求厚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民取息，岁可获利二十五万。”安石览到此文，不禁喜跃道：“这便是青苗法呢，奈何不可行？”遂亟召广渊入都，与商青苗法，广渊一口赞成。安石乃奏请颁行，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开办，逐渐推广。有旨报可，自是从前常平、通惠仓遗制，尽行变更。苏辙仍力持前说，再三劝阻，又与吕惠卿论多不合。惠卿遂进谗安石，谓辙有意阻挠。安石大怒，欲加辙罪。还是陈升之从旁劝解，乃罢辙为河南府推官。安石复荐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谓：“惠卿憸巧，心术不正，安石误信惠卿，因致负谤中外，如何可以重用？”神宗不从，竟依安石所请。首相富弼见神宗信任安石，料想不能与争，托病求去，乃出判亳州，擢陈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就职后，神宗问司马光道：“近相升之，外议如何？”光对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晋江人，陈升之建阳人，俱属闽地。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临川人，赵抃西安人，俱属楚地。他日援引亲朋，充塞朝堂，哪里能培厚风俗呢？”神宗道：“升之颇有才智，晓畅民政。”光又道：“才智非不可用，但必须旁有正士隐为监制，方能无患。”神宗又问及王安石，光答道：“外人言安石奸邪，未免过毁，但他性太执拗，不明事理，这也是一大病呢。”评论确当。神宗始终不听。
陈升之既经入相，颇欲笼络众望，请罢免三司条例司。这便是才智的见端。安石以为负己，又同他争论起来。升之称疾乞假，安石遂引枢密副使韩绛制置三司条例。安石每奏事，绛亦随入，常奏称安石所陈，无不可用，安石大得臂助。绛复上言：“青苗法便民，民间多愿贷用，乞遍下诸路转运使施行！”于是诏置诸路提举官，执掌贷收事件。提举官多方迎合，以多贷青苗钱为功，不论贫富，随户支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渊在京东，分民户为五等，上等户硬贷钱十五千，下等户硬贷钱一千，到限不还，即着悍吏敲比征呼，民间骚然。广渊入奏，反说百姓欢呼感德。谏官李常、御史程颢，劾论广渊强为抑配，掊克百姓，神宗不报。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放青苗钱，奏称百姓不愿借贷，神宗又不报。安石反恨恨道：“广渊力行新法，偏遭弹劾，刘庠欲坏新法，不闻加罪，朝事如此，尚可望富强么？”依了你，反要贫弱，奈何？横渠人张载与河南程颢、程颐兄弟素相友善，平居共谈道学，归本六经。及出为邑宰，不假刑威，专务敦本善俗，民化一新。御史中丞吕公著登诸荐牍，当由神宗召见，问以治道。载对道：“为政必法三代，否则终成小道呢。”时安石方倡言古道，神宗亦有心复古，听了此言，还道张载亦安石一流，即留他在朝，命为崇文院校书。哪知张载所说的古法与安石不同。他见安石托古病民，料难致治，竟称疾辞去。洁身自好，足称明哲。
前参政张方平服阕还朝，应三十五回。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安石以方平异己，极力排挤，因出知陈州。及陛辞，极言新法弊害，神宗亦怃然动容，随即召为宣徽北院使。又事事受安石牵制，坚请外调，乃复出判应天府。时已熙宁三年了。河北安抚使韩琦忽上疏请罢青苗法，略云：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列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数，三等而下，更许皆借。且乡户上等，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勒，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行，以致远迩之疑哉？乞罢诸路提举官，第委提刑点狱，依常平旧法施行！
神宗览到琦疏，亦稍有所悟，便将原疏藏在袖中，出御便殿，召辅臣等入议。曾公亮先入，神宗即从袖中取出琦疏，递示公亮道：“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等法可以利民，不料害民如此。且坊郭间何有青苗，乃亦强令借贷呢。”说至此，忽有一人趋进道：“如果从民所欲，虽坊郭亦属何害？”神宗命曾公亮递示原疏，安石略略一瞧，不禁勃然道：“似汉朝的桑弘羊，括取天下货财，供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遗法，抑兼并，赈贫弱，并不是剥民自奉，如何说是兴利之臣呢？”神宗终以琦说为疑，沉吟不答。安石趋出，神宗乃谕辅臣道：“青苗法既不便行，不如饬令罢免。”公亮道：“待臣仔细访查，果不可行，罢免为是。”无非回护安石。神宗允准，公亮等方才退出。安石即上章称病，连日不朝。神宗乃命司马光草答琦诏，内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安石闻知，上章自辩。神宗又转了一念，似觉薄待安石，过不下去，乃巽辞婉谢，且命吕惠卿劝使任事。安石仍卧疾不出，神宗语赵抃道：“朕闻青苗法多害少利，才拟罢免，并非与安石有嫌，他如何不肯视事？”赵抃道：“新法都安石所创，待他销假，再与妥议，罢免未迟。”赵抃素称廉直，何亦有此因循？韩绛道：“圣如仲尼，贤如子产，初入为政，尚且谤议纷兴，何怪安石？陛下如果决行新法，非留用安石不可！安石若留，臣料亦先谤后诵呢。”这一席话，又把神宗罢免青苗的意思尽行丢去，仍敦促安石入朝。一面遣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访民情。哪知这两人早受安石贿托，回宫覆命，只说是民情称便，神宗益深信不疑，竟将琦奏付条例司，命曾布疏驳，刊石颁示天下。安石乃入朝叩谢，由神宗温词慰勉。安石自此执行新政，比前益坚。
文彦博看不过去，入朝面奏，力陈青苗害民。神宗道：“朕已遣二中使亲问民间，均云甚便，卿奈何亦有此言？”彦博道：“韩琦三朝宰相，陛下不信，乃信二宦官么？”神宗不觉变色，但因彦博系先朝宗臣，不忍面斥，惟有以色相示。彦博知言不见听，亦即辞出。韩琦闻原奏被驳，复连疏申辩，且言安石妄引周礼，荧惑上听，终不见答。琦遂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这疏一上，却立邀批准了。嗣是知审官院孙觉因指斥青苗法，被贬知广德军，御史中丞吕公著亦因言新法不便，被贬知颍州。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推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人，见忤安石，出知陈州。参知政事赵抃自悔前时主持不力，致复行青苗法，上章劾论安石，并求去位，亦出知杭州。参政一缺，即命韩绛继任。那时又来了一个护法么魔，姓李名定，曾为秀州判官，居然因附会安石，得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定为安石弟子，自秀州被召，入京遇右正言李常。常问道：“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答道：“民皆称便。”弟子不可不从师。常愕然道：“果真么？举朝方争论是事，君勿为此言。”定与常别，即去谒见安石，且禀白道：“青苗法很是便民，如何京师传言不便？”安石喜道：“这便叫作无理取闹呢。改日入对，你须要明白上陈。”定唯唯遵命。安石即荐定可用，神宗即召定入问，定历言新法可行。及询至青苗法，定尤说得远近讴歌，舆情悉洽。神宗大悦，即命定知谏院，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选人未闻为谏官，应请改命，乃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谓：“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朝廷虽急欲用才，破格特赏，但紊乱成规，所益似小，所损实大。”遂封还制书。经神宗诏谕再三，颂等仍执奏不已。安石劾他累格诏命，目无君上，遂坐罪落职，时人称为熙宁三舍人。
未几，有监察御史陈荐劾定，说他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丧，匿不为服，应声罪贬斥。定上书自辩，谓：“实不知由仇氏所生，所以疑不敢服。”看官阅到此处，恐不能不下一疑问，定出应仕籍，并非三五岁的小孩儿，况他父名问，也曾做过国子博士，定并非生自空桑，难道连自己的生母都未晓得么？说来也有一段隐情。仇氏初嫁民间，生子为浮屠，释名了元，相传是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后仇氏复为李问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寻又出嫁郜氏，生子蔡奴，工传神。此妇所生之子，却都有出息。定因生母改嫁，不愿再认，因此仇氏病死，他未尝持服。偏被陈荐寻出瘢点，将他弹劾，他只好含糊解说，自陈无辜。安石谊笃师生，极力庇护，反斥荐捕风捉影，劾免荐官，改任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肯复上言：“定既不孝，怎可居劝讲地位？”并交论安石袒徒罪状。安石又入奏神宗，说他朋串为奸，应加惩处。神宗此时已是百依百顺，但教安石如何说法，当即准行，林旦等又复落职，言路未免哗然。定也觉不安，自请解职，乃改授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总仗师力。
宋室旧制，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安石又创出一篇议论，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看官道他何意？原来文彦博正主枢密，与安石不合，安石欲夺他政权，所以想出此法。神宗依议施行，彦博入奏道：“审官院兼选文武，枢密院还有何用？臣无从与武臣相接，不能妄加委任，陛下不如令臣归休罢！”神宗虽慰留彦博，但审官院分选如故。知谏院胡宗愈力驳分选，且言李定非才，有诏斥宗愈内伏奸意，中伤善良，竟贬为通判真州。会京兆守钱明逸报闻，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竟得迎归，有“孝行可嘉，亟待旌扬”等语。有李定之背母，复有朱寿昌之寻母，一孝一不孝，互勘益明。李定当日恐不免有瑜、亮并生之叹。寿昌，扬州人，父名巽，曾为京兆守，巽妾刘氏，生寿昌，年仅三岁，刘氏被出，改适党氏。《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至寿昌年长，父巽病亡，他日夕思母，四处访求，终不可得。寿昌累知各州县，除办公外，辄委吏役探听生母消息，又遍贻同僚书函，托访母刘氏住址。不意愈久愈杳，越访越穷，他竟摒绝酒肉，戒除嗜欲，甚至用浮屠言，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誓诸神明，得母方休。熙宁初年，授知广德军，他莅任数月，竟太息道：“年已五十，尚未得见生母，如何为人？古人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且未尽，怎好言忠？罢，罢！我宁舍一官，再往寻母，好歹总要得一确音。万一我母西归，就使森罗殿上，我也要去探觅哩。”孝子、忠臣多人做成，自呆。随即辞职，并与家人诀别道：“我此行若不见母，我亦不回来了。”家人挽留不住，他竟背着行囊飘然径去。在途跋山涉水，触暑冒寒，也顾不得甚么辛苦。只是沿途探问，悉心侦察，好容易行入关中，到了同州，复逐村挨户的查问过去。巧巧有一老妇人倚门立着，他竟向问刘母下落。那老妇却似有所晓，便令寿昌入内，盘问底细。寿昌一一陈明，老妇不禁流泪道：“据你说来，你便是朱巽子寿昌么？”当下将自己如何被逐，后来如何改嫁，也说明情由。寿昌听了数语，已知情迹相符，遂不待辞毕，倒身下拜道：“我的母亲，想杀儿了！”老妇亦对着寿昌抱头同哭，哭了一会，又由寿昌自述寻母始末，更不禁破涕为笑。老妇道：“我已七十多岁了，你亦五十有零，谁料母子尚得重逢。想是你至诚格天，因得如此哩。”言毕，复召入壮丁数人，与寿昌相见。这几个壮丁，乃是刘适党氏后所生数子。寿昌问明来历，即以兄弟礼相待，大家喧叙一场。当由党氏家内草草的备了酒肴，畅饮尽欢。越两日，寿昌即将老母刘氏及党氏数子悉数迎归。事闻于朝，一班老成正士均说他孝行卓绝，须破格赐旌。奈王安石回护李定，不得不沮抑朱寿昌，仍请诸神宗，令还就原官。寿昌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总算照准。士大夫作诗相赠，极为赞美。监官告院苏轼亦赠寿昌诗，并有诗序一篇，阳誉寿昌，阴斥李定。定见诗及序，大加恚恨，后来遂有诬轼等事。寿昌判河中数年，母殁居忧，终日哭泣，几乎丧明。既葬，有白乌集于墓上，时人以为孝思所致。小子有诗咏道：
人生百行孝为先，寻母何辞路万千。
留得一编《孝义传》，好教后世仰前贤。
寿昌仕至中散大夫而终，《宋史》列入《孝义传》，这且不必絮述。下回接入朝事，请看官续阅下文。
青苗法非必不可行，弊在立法未善耳。春贷秋还，本钱一千，须加息三百，利率何其重耶！愿借者固贷与之，不愿借者亦强令贷钱，勒派何其苛耶！坊郭本无青苗，乃亦放钱取息，是更名实未符，第借此以括民财而已。韩琦上疏，几已感格君心，乃复为邪党所误，韩绛等不足责，赵抃亦与有过焉。安石坚僻自是，顺己者虽奸亦忠，逆己者虽忠亦奸，不孝如李定，且始终回护之，矧（shěn）在他人？惟既生李定，复生朱寿昌，造化小儿，恰亦故使同时，俾其互相比例，是得毋巧于撮弄欤？本回于韩琦奏牍，特行提叙，于朱寿昌行谊，又特行表明，劝忠教孝，寓有微忱，匪特就史述史已也。
第三十八回弃边城抚臣坐罪，徙杭州名吏闲游
却说监察御史程颢系河南人，与弟颐皆究心圣学，以修齐治平为要旨。颢尝举进士，任晋城令，教民孝悌忠信，民爱戴如父母。后入京为著作佐郎，吕公著复荐为御史。神宗素闻颢名，屡次召见。颢前后进对甚多，大要在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神宗亦尝俯躬相答。至新法迭兴，颢屡言不便，请罢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等。安石虽怀怒意，但颇敬他为人，不欲遽发。颢忍无可忍，复上疏极言，略云：
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之而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暌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制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预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早赐降责，以避官谤，不胜翘企之至！
疏入后，奉旨令诣中书自言。颢乃至中书处，适安石在座，怒目相视。颢恰从容说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心听受，言可乃行，不可便否，何必盛气凌人？”安石闻言，不觉自愧，乃欠身请坐。颢方坐定，正欲开言，忽同僚张戬亦至。无独有偶。安石见他进来，又觉得是一个对头。他与台官王子韶上疏论安石乱法，并弹劾曾公亮、陈升之、韩绛、吕惠卿、李定等，疏入不报，竟向中书处面争。时适天暑，安石手携一扇，对着张戬，竟用扇掩面，吃吃作笑声。确有奸相。戬竟抗声道：“如戬狂直，应为公笑，但笑戬的不过公等两三人，公为人笑，恐遍天下皆是呢！”陈升之在旁道：“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张御史既知此理，也不必多来争执。”戬不待说完，便应声道：“公亦不得为无罪。”升之也觉渐沮。安石道：“由他去说，我等总有一定主意，睬他何为？”戬知无理可喻，转身自去。颢亦辞归，复上章乞罢。诏令颢出为江西提刑，颢又固辞，乃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戬与子韶亦求去，于是戬出知公安县，子韶出知上元县。还有右正言李常，因驳斥均输、青苗等法，比安石为王莽，安石怎肯相容，亦出常通判滑州。不数日间，台谏一空，安石却荐一谢景温为侍御史。谢与安石有姻谊，所以援引进去。且将制置条例司归并中书，所有条例司掾属，各授实官。命吕惠卿兼判司农寺，管领新法事宜。枢密使吕公弼屡劝安石守静毋扰，安石不悦。公弼将劾安石，属稿甫就，被从孙吕嘉问窃去，持示安石。安石即先白神宗，神宗竟将公弼免官，出知太原府。吕氏赠嘉问美名，就是“家贼”两字。嘉问亦安然忍受，但邀安石欢心，也不管甚么贼不贼了。可谓无耻。既而曾公亮因老求去，乃罢免相位，拜司空兼侍中，并集禧观使。当时以熙宁初年，五相更迭，有生老病死苦的谣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唐介死，富弼称病，赵抃叫苦。虽是一时诙谐，却也很觉确切呢。
安石正力排正士，增行新法，忽西陲呈报边警，夏主秉常大举入寇，环庆路烽烟遍地了。安石遂自请行边，韩绛入奏道：“朝廷方赖安石，何暇使行？臣愿赴边督军！”神宗大喜，便令绛为陕西宣抚使，给他空名告敕，得自除吏掾。绛拜命即行。总道是马到成功，谁知骑梁不成，反输一跌。先是，建昌军司理王韶尝客游陕西，访采边事，返诣阙下，上平戎三策。大略谓：“西夏可取，欲取西夏须先复河湟，欲复河湟，须先抚辑沿边诸番。自武威以南，至洮、河、兰、鄯诸州，皆故汉郡县，地可耕，民可役，幸今诸羌瓜分，莫能统一，乘此招抚，收复诸羌，就是河西李氏，即西夏。即在我股掌中。现闻羌种所畏，惟唃氏即唃厮啰，见第十八回。子孙，若结以恩信，令他纠合族党，供我指挥，我得所助，夏失所与，这乃是平戎的上策呢。”此策非必不可用。神宗以为奇计，即召王安石入议。安石也极口赞许，乃命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一面封唃厮啰子董毡为太保，董毡一译作董戬，系唃厮啰三子。仍袭职保顺军节度使，且封董毡母乔氏为安康郡太君，董毡因遣使入谢。至王韶到了秦凤，收降青唐蕃部俞龙珂，遂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置戍，并抚纳洮河诸部。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韶议，安石以师中沮挠，令罢帅事。王韶又上言：“渭源至秦州，废田多至万顷，愿置市易司，笼取商利，作为垦荒经费。”安石正要行市易法，哪有不从之理？即请旨转饬李师中给发川交子，即钞票之类。易取货物，并令韶领市易事。师中又上言：“韶所指田，系极边弓箭手地，不便开垦。市易司转足扰民，恐所得不补所亡。”看官！你想安石肯听从师中么？当下奏罢师中，徙知舒州，另命窦舜卿知秦州，与内侍李若愚往查闲田所在。哪知仅得地一顷，还是另有地主，舜卿、若愚只好据实奏报。安石又说舜卿隐蔽，把他贬谪，令韩缜往代。缜遂报无为有，顺安石意。要想保全官职，也不得不尔。乃进韶为太子中允，寻复令主洮河安抚司事。看官记着！为了王韶倡议平戎，不但吐蕃境内从此多事，就是宋、夏交涉也因此决裂，竟先闹出战事来。
熙宁三年五月，夏人筑闹讹堡，一译作诺和堡。屯兵甚众。知庆州李复圭闻朝廷有意平夏，竟欲出师邀功，当遣裨将李信、刘甫等率蕃、汉兵三千，往袭该堡，偏被夏人得知，一阵驱杀，大败信等，信等逃归。复圭不觉自悔，却想了一计，把无故兴兵的罪状都推在李信、刘甫身上，斩首徇军，复由自己领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残兵二百名，即上书告捷。真好法子。夏人不肯干休，乘着秋高马肥，大举入环庆州，攻扑大顺城及柔远等寨。钤辖郭庆、高敏等战死。及韩绛巡边，在延安开设幕府，选蕃兵为七军。绛不习兵事，措置乖方，且起用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命诸将皆受谔节制，蕃兵多怨望。绛与谔谋取横山，安抚使郭逵道：“谔一狂生，怎知军务？朝廷徒以种氏家世赐荫子孙，若加重用，必误国事。”绛甚不谓然。适陈升之因母丧去位，两个同平章事，去了一双。一即曾公亮。神宗擢用两人，做了接替，一个便是王安石，一个偏轮着韩绛。安石为首相，即就此带叙。绛在军中，有诏遥授为同平章事。绛兴高采烈，即劾郭逵牵掣军情。逵奉敕召还，谔遂率兵二万人袭破啰兀，筑城拒守，进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又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修葺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相去各四十余里。韩绛方保荐种谔，盛叙功绩，不意夏人已入顺宁寨，进围抚宁。是时边将折继世、高永能等方驻兵细浮图，去抚宁不过数里。啰兀城兵势尚厚，且有赵璞、燕达等防守抚宁。谔在绥德闻报，惊惶的了不得，拟作书召回燕达，偏偏口不应心，提起了笔，那笔尖儿好似作怪，竟管颤动，不能成字。适运判李南公在旁，看他这般情形，不禁好笑，他却掷笔旁顾道：“甚么好？甚么好？”说了两个好字，竟眼泪鼻涕一齐流将出来。穷形尽相。南公劝解道：“大不了的弃掉啰兀城，何必害怕哩？”谔一言不发，尚是涕泪不已。及南公趋退，那警报杂沓进来，所有新筑诸堡陆续被陷，将士战殁千余人。谔束手无策，绛亦无可隐讳，只得上书劾谔，且自请惩处。有诏弃啰兀城，贬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绛亦坐罢，徙知邓州。夏人既得啰兀城，却也收兵退去。
惟王安石转得独相，把揽大权，新任参政冯京、王珪。珪曲事安石，仿佛王氏家奴，京虽稍稍腹诽，但也未敢直言。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依次罢去。神宗新策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直言，已登上第，为安石所沮，饬孔文仲仍还故官，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于是保甲法、免役法次第举行，并改诸路更戍法，更定科举法，朝三暮四，任意更张。小子于保甲、免役诸法，已在上文约略说明。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太祖惩藩镇旧弊，用赵普策，分立四军，京师卫卒称禁军，诸州镇兵称厢军，在乡防守称乡军，保卫边塞称藩军。禁军更番戍边，厢军亦互相调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以叫作更戍。时议以兵将不相识，缓急无所恃，不如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将相习，有训练的好处，无番戍的烦劳。安石称为良策，乃改订兵制，分置诸路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麾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与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设官重复，虚糜廪禄，并且饮食嬉游，养成骄惰，是真所谓弄巧反拙了。
宋初取士，多仍唐旧，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即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等条。仁宗时，从范仲淹言，有心复古，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除去帖经、墨义。及仲淹既去，仍复旧制。安石当国，欲将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当由神宗饬令会议。苏轼谓：“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神宗颇以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张。当由辅臣互为调停，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安石且作《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概行废置。安石的势力，总算膨胀得很呢。这两条不第解释新法，即宋初成制，亦借此叙明。苏轼见安石专断，甚觉不平，尝因试进士发策，拟题命试，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这是明明借题发挥，讥讽安石。安石遂挟嫌生衅，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有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官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时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向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议沸腾，怨
这疏一上，安石愈加愤怒，使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穷治无所得，方才寝议。轼乞请外调，因即命他通判杭州。轼，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尝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诗书，及弱冠，博通经史，善属文，下笔辄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就试礼部，主司欧阳修得轼文，拟擢居冠军，嗣恐由门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列第一。嗣入直史馆，为安石所忌，迁授判官告院。至是又徙判杭州。杭城外有西湖，山水秀丽，冠绝东南，轼办公有暇，即至湖上游览，所有感慨，悉托诸吟咏，一时文士，多从之游。又仿唐时白居易遗规，浚湖除葑，在湖中筑土成堤，植桃与柳，点缀景色。后人以白居易所筑的堤称为白堤，苏轼所筑的堤称为苏堤。相传苏轼有妹名小妹，亦能诗，适文士秦观，字少游，与轼唱和最多。轼又与佛印作方外交，与琴操作平康友，闲游湖上，诗酒联欢，这恐是附会荒唐，不足凭信。轼有弟名辙，与兄同登进士科，亦工诗文，曾任三司条例司检详，以忤安石意被黜，事见上文。小妹不见史乘，秦观曾任学士，与轼为友。佛印、琴操，稗乘中间有记载，小子也无暇详考了。尝有一诗咏两苏云：
蜀地挺生大小苏，后人称轼为大苏，辙为小苏。
才名卓绝冠皇都。
昭陵试策曾称赏，
可奈时艰屈相儒。仁宗初读两苏制策，退而喜曰：“朕为子孙得两宰相。” ↑返回顶部↑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第三十七回韩使相谏君论弊政，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却说苏辙系安石引用，在三司条例司中检详文字。安石欲行青苗法，为辙所阻，数旬不言。嗣由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言：“农民播种，各苦无资，富家得乘急贷钱，要求厚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民取息，岁可获利二十五万。”安石览到此文，不禁喜跃道：“这便是青苗法呢，奈何不可行？”遂亟召广渊入都，与商青苗法，广渊一口赞成。安石乃奏请颁行，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开办，逐渐推广。有旨报可，自是从前常平、通惠仓遗制，尽行变更。苏辙仍力持前说，再三劝阻，又与吕惠卿论多不合。惠卿遂进谗安石，谓辙有意阻挠。安石大怒，欲加辙罪。还是陈升之从旁劝解，乃罢辙为河南府推官。安石复荐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谓：“惠卿憸巧，心术不正，安石误信惠卿，因致负谤中外，如何可以重用？”神宗不从，竟依安石所请。首相富弼见神宗信任安石，料想不能与争，托病求去，乃出判亳州，擢陈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就职后，神宗问司马光道：“近相升之，外议如何？”光对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晋江人，陈升之建阳人，俱属闽地。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临川人，赵抃西安人，俱属楚地。他日援引亲朋，充塞朝堂，哪里能培厚风俗呢？”神宗道：“升之颇有才智，晓畅民政。”光又道：“才智非不可用，但必须旁有正士隐为监制，方能无患。”神宗又问及王安石，光答道：“外人言安石奸邪，未免过毁，但他性太执拗，不明事理，这也是一大病呢。”评论确当。神宗始终不听。
陈升之既经入相，颇欲笼络众望，请罢免三司条例司。这便是才智的见端。安石以为负己，又同他争论起来。升之称疾乞假，安石遂引枢密副使韩绛制置三司条例。安石每奏事，绛亦随入，常奏称安石所陈，无不可用，安石大得臂助。绛复上言：“青苗法便民，民间多愿贷用，乞遍下诸路转运使施行！”于是诏置诸路提举官，执掌贷收事件。提举官多方迎合，以多贷青苗钱为功，不论贫富，随户支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渊在京东，分民户为五等，上等户硬贷钱十五千，下等户硬贷钱一千，到限不还，即着悍吏敲比征呼，民间骚然。广渊入奏，反说百姓欢呼感德。谏官李常、御史程颢，劾论广渊强为抑配，掊克百姓，神宗不报。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放青苗钱，奏称百姓不愿借贷，神宗又不报。安石反恨恨道：“广渊力行新法，偏遭弹劾，刘庠欲坏新法，不闻加罪，朝事如此，尚可望富强么？”依了你，反要贫弱，奈何？横渠人张载与河南程颢、程颐兄弟素相友善，平居共谈道学，归本六经。及出为邑宰，不假刑威，专务敦本善俗，民化一新。御史中丞吕公著登诸荐牍，当由神宗召见，问以治道。载对道：“为政必法三代，否则终成小道呢。”时安石方倡言古道，神宗亦有心复古，听了此言，还道张载亦安石一流，即留他在朝，命为崇文院校书。哪知张载所说的古法与安石不同。他见安石托古病民，料难致治，竟称疾辞去。洁身自好，足称明哲。
前参政张方平服阕还朝，应三十五回。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安石以方平异己，极力排挤，因出知陈州。及陛辞，极言新法弊害，神宗亦怃然动容，随即召为宣徽北院使。又事事受安石牵制，坚请外调，乃复出判应天府。时已熙宁三年了。河北安抚使韩琦忽上疏请罢青苗法，略云：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列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数，三等而下，更许皆借。且乡户上等，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勒，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行，以致远迩之疑哉？乞罢诸路提举官，第委提刑点狱，依常平旧法施行！
神宗览到琦疏，亦稍有所悟，便将原疏藏在袖中，出御便殿，召辅臣等入议。曾公亮先入，神宗即从袖中取出琦疏，递示公亮道：“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等法可以利民，不料害民如此。且坊郭间何有青苗，乃亦强令借贷呢。”说至此，忽有一人趋进道：“如果从民所欲，虽坊郭亦属何害？”神宗命曾公亮递示原疏，安石略略一瞧，不禁勃然道：“似汉朝的桑弘羊，括取天下货财，供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遗法，抑兼并，赈贫弱，并不是剥民自奉，如何说是兴利之臣呢？”神宗终以琦说为疑，沉吟不答。安石趋出，神宗乃谕辅臣道：“青苗法既不便行，不如饬令罢免。”公亮道：“待臣仔细访查，果不可行，罢免为是。”无非回护安石。神宗允准，公亮等方才退出。安石即上章称病，连日不朝。神宗乃命司马光草答琦诏，内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安石闻知，上章自辩。神宗又转了一念，似觉薄待安石，过不下去，乃巽辞婉谢，且命吕惠卿劝使任事。安石仍卧疾不出，神宗语赵抃道：“朕闻青苗法多害少利，才拟罢免，并非与安石有嫌，他如何不肯视事？”赵抃道：“新法都安石所创，待他销假，再与妥议，罢免未迟。”赵抃素称廉直，何亦有此因循？韩绛道：“圣如仲尼，贤如子产，初入为政，尚且谤议纷兴，何怪安石？陛下如果决行新法，非留用安石不可！安石若留，臣料亦先谤后诵呢。”这一席话，又把神宗罢免青苗的意思尽行丢去，仍敦促安石入朝。一面遣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访民情。哪知这两人早受安石贿托，回宫覆命，只说是民情称便，神宗益深信不疑，竟将琦奏付条例司，命曾布疏驳，刊石颁示天下。安石乃入朝叩谢，由神宗温词慰勉。安石自此执行新政，比前益坚。
文彦博看不过去，入朝面奏，力陈青苗害民。神宗道：“朕已遣二中使亲问民间，均云甚便，卿奈何亦有此言？”彦博道：“韩琦三朝宰相，陛下不信，乃信二宦官么？”神宗不觉变色，但因彦博系先朝宗臣，不忍面斥，惟有以色相示。彦博知言不见听，亦即辞出。韩琦闻原奏被驳，复连疏申辩，且言安石妄引周礼，荧惑上听，终不见答。琦遂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这疏一上，却立邀批准了。嗣是知审官院孙觉因指斥青苗法，被贬知广德军，御史中丞吕公著亦因言新法不便，被贬知颍州。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推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人，见忤安石，出知陈州。参知政事赵抃自悔前时主持不力，致复行青苗法，上章劾论安石，并求去位，亦出知杭州。参政一缺，即命韩绛继任。那时又来了一个护法么魔，姓李名定，曾为秀州判官，居然因附会安石，得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定为安石弟子，自秀州被召，入京遇右正言李常。常问道：“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答道：“民皆称便。”弟子不可不从师。常愕然道：“果真么？举朝方争论是事，君勿为此言。”定与常别，即去谒见安石，且禀白道：“青苗法很是便民，如何京师传言不便？”安石喜道：“这便叫作无理取闹呢。改日入对，你须要明白上陈。”定唯唯遵命。安石即荐定可用，神宗即召定入问，定历言新法可行。及询至青苗法，定尤说得远近讴歌，舆情悉洽。神宗大悦，即命定知谏院，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选人未闻为谏官，应请改命，乃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谓：“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朝廷虽急欲用才，破格特赏，但紊乱成规，所益似小，所损实大。”遂封还制书。经神宗诏谕再三，颂等仍执奏不已。安石劾他累格诏命，目无君上，遂坐罪落职，时人称为熙宁三舍人。
未几，有监察御史陈荐劾定，说他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丧，匿不为服，应声罪贬斥。定上书自辩，谓：“实不知由仇氏所生，所以疑不敢服。”看官阅到此处，恐不能不下一疑问，定出应仕籍，并非三五岁的小孩儿，况他父名问，也曾做过国子博士，定并非生自空桑，难道连自己的生母都未晓得么？说来也有一段隐情。仇氏初嫁民间，生子为浮屠，释名了元，相传是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后仇氏复为李问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寻又出嫁郜氏，生子蔡奴，工传神。此妇所生之子，却都有出息。定因生母改嫁，不愿再认，因此仇氏病死，他未尝持服。偏被陈荐寻出瘢点，将他弹劾，他只好含糊解说，自陈无辜。安石谊笃师生，极力庇护，反斥荐捕风捉影，劾免荐官，改任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肯复上言：“定既不孝，怎可居劝讲地位？”并交论安石袒徒罪状。安石又入奏神宗，说他朋串为奸，应加惩处。神宗此时已是百依百顺，但教安石如何说法，当即准行，林旦等又复落职，言路未免哗然。定也觉不安，自请解职，乃改授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总仗师力。
宋室旧制，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安石又创出一篇议论，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看官道他何意？原来文彦博正主枢密，与安石不合，安石欲夺他政权，所以想出此法。神宗依议施行，彦博入奏道：“审官院兼选文武，枢密院还有何用？臣无从与武臣相接，不能妄加委任，陛下不如令臣归休罢！”神宗虽慰留彦博，但审官院分选如故。知谏院胡宗愈力驳分选，且言李定非才，有诏斥宗愈内伏奸意，中伤善良，竟贬为通判真州。会京兆守钱明逸报闻，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竟得迎归，有“孝行可嘉，亟待旌扬”等语。有李定之背母，复有朱寿昌之寻母，一孝一不孝，互勘益明。李定当日恐不免有瑜、亮并生之叹。寿昌，扬州人，父名巽，曾为京兆守，巽妾刘氏，生寿昌，年仅三岁，刘氏被出，改适党氏。《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至寿昌年长，父巽病亡，他日夕思母，四处访求，终不可得。寿昌累知各州县，除办公外，辄委吏役探听生母消息，又遍贻同僚书函，托访母刘氏住址。不意愈久愈杳，越访越穷，他竟摒绝酒肉，戒除嗜欲，甚至用浮屠言，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誓诸神明，得母方休。熙宁初年，授知广德军，他莅任数月，竟太息道：“年已五十，尚未得见生母，如何为人？古人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且未尽，怎好言忠？罢，罢！我宁舍一官，再往寻母，好歹总要得一确音。万一我母西归，就使森罗殿上，我也要去探觅哩。”孝子、忠臣多人做成，自呆。随即辞职，并与家人诀别道：“我此行若不见母，我亦不回来了。”家人挽留不住，他竟背着行囊飘然径去。在途跋山涉水，触暑冒寒，也顾不得甚么辛苦。只是沿途探问，悉心侦察，好容易行入关中，到了同州，复逐村挨户的查问过去。巧巧有一老妇人倚门立着，他竟向问刘母下落。那老妇却似有所晓，便令寿昌入内，盘问底细。寿昌一一陈明，老妇不禁流泪道：“据你说来，你便是朱巽子寿昌么？”当下将自己如何被逐，后来如何改嫁，也说明情由。寿昌听了数语，已知情迹相符，遂不待辞毕，倒身下拜道：“我的母亲，想杀儿了！”老妇亦对着寿昌抱头同哭，哭了一会，又由寿昌自述寻母始末，更不禁破涕为笑。老妇道：“我已七十多岁了，你亦五十有零，谁料母子尚得重逢。想是你至诚格天，因得如此哩。”言毕，复召入壮丁数人，与寿昌相见。这几个壮丁，乃是刘适党氏后所生数子。寿昌问明来历，即以兄弟礼相待，大家喧叙一场。当由党氏家内草草的备了酒肴，畅饮尽欢。越两日，寿昌即将老母刘氏及党氏数子悉数迎归。事闻于朝，一班老成正士均说他孝行卓绝，须破格赐旌。奈王安石回护李定，不得不沮抑朱寿昌，仍请诸神宗，令还就原官。寿昌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总算照准。士大夫作诗相赠，极为赞美。监官告院苏轼亦赠寿昌诗，并有诗序一篇，阳誉寿昌，阴斥李定。定见诗及序，大加恚恨，后来遂有诬轼等事。寿昌判河中数年，母殁居忧，终日哭泣，几乎丧明。既葬，有白乌集于墓上，时人以为孝思所致。小子有诗咏道：
人生百行孝为先，寻母何辞路万千。
留得一编《孝义传》，好教后世仰前贤。
寿昌仕至中散大夫而终，《宋史》列入《孝义传》，这且不必絮述。下回接入朝事，请看官续阅下文。
青苗法非必不可行，弊在立法未善耳。春贷秋还，本钱一千，须加息三百，利率何其重耶！愿借者固贷与之，不愿借者亦强令贷钱，勒派何其苛耶！坊郭本无青苗，乃亦放钱取息，是更名实未符，第借此以括民财而已。韩琦上疏，几已感格君心，乃复为邪党所误，韩绛等不足责，赵抃亦与有过焉。安石坚僻自是，顺己者虽奸亦忠，逆己者虽忠亦奸，不孝如李定，且始终回护之，矧（shěn）在他人？惟既生李定，复生朱寿昌，造化小儿，恰亦故使同时，俾其互相比例，是得毋巧于撮弄欤？本回于韩琦奏牍，特行提叙，于朱寿昌行谊，又特行表明，劝忠教孝，寓有微忱，匪特就史述史已也。
第三十八回弃边城抚臣坐罪，徙杭州名吏闲游
却说监察御史程颢系河南人，与弟颐皆究心圣学，以修齐治平为要旨。颢尝举进士，任晋城令，教民孝悌忠信，民爱戴如父母。后入京为著作佐郎，吕公著复荐为御史。神宗素闻颢名，屡次召见。颢前后进对甚多，大要在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神宗亦尝俯躬相答。至新法迭兴，颢屡言不便，请罢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等。安石虽怀怒意，但颇敬他为人，不欲遽发。颢忍无可忍，复上疏极言，略云：
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之而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暌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制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预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早赐降责，以避官谤，不胜翘企之至！
疏入后，奉旨令诣中书自言。颢乃至中书处，适安石在座，怒目相视。颢恰从容说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心听受，言可乃行，不可便否，何必盛气凌人？”安石闻言，不觉自愧，乃欠身请坐。颢方坐定，正欲开言，忽同僚张戬亦至。无独有偶。安石见他进来，又觉得是一个对头。他与台官王子韶上疏论安石乱法，并弹劾曾公亮、陈升之、韩绛、吕惠卿、李定等，疏入不报，竟向中书处面争。时适天暑，安石手携一扇，对着张戬，竟用扇掩面，吃吃作笑声。确有奸相。戬竟抗声道：“如戬狂直，应为公笑，但笑戬的不过公等两三人，公为人笑，恐遍天下皆是呢！”陈升之在旁道：“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张御史既知此理，也不必多来争执。”戬不待说完，便应声道：“公亦不得为无罪。”升之也觉渐沮。安石道：“由他去说，我等总有一定主意，睬他何为？”戬知无理可喻，转身自去。颢亦辞归，复上章乞罢。诏令颢出为江西提刑，颢又固辞，乃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戬与子韶亦求去，于是戬出知公安县，子韶出知上元县。还有右正言李常，因驳斥均输、青苗等法，比安石为王莽，安石怎肯相容，亦出常通判滑州。不数日间，台谏一空，安石却荐一谢景温为侍御史。谢与安石有姻谊，所以援引进去。且将制置条例司归并中书，所有条例司掾属，各授实官。命吕惠卿兼判司农寺，管领新法事宜。枢密使吕公弼屡劝安石守静毋扰，安石不悦。公弼将劾安石，属稿甫就，被从孙吕嘉问窃去，持示安石。安石即先白神宗，神宗竟将公弼免官，出知太原府。吕氏赠嘉问美名，就是“家贼”两字。嘉问亦安然忍受，但邀安石欢心，也不管甚么贼不贼了。可谓无耻。既而曾公亮因老求去，乃罢免相位，拜司空兼侍中，并集禧观使。当时以熙宁初年，五相更迭，有生老病死苦的谣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唐介死，富弼称病，赵抃叫苦。虽是一时诙谐，却也很觉确切呢。
安石正力排正士，增行新法，忽西陲呈报边警，夏主秉常大举入寇，环庆路烽烟遍地了。安石遂自请行边，韩绛入奏道：“朝廷方赖安石，何暇使行？臣愿赴边督军！”神宗大喜，便令绛为陕西宣抚使，给他空名告敕，得自除吏掾。绛拜命即行。总道是马到成功，谁知骑梁不成，反输一跌。先是，建昌军司理王韶尝客游陕西，访采边事，返诣阙下，上平戎三策。大略谓：“西夏可取，欲取西夏须先复河湟，欲复河湟，须先抚辑沿边诸番。自武威以南，至洮、河、兰、鄯诸州，皆故汉郡县，地可耕，民可役，幸今诸羌瓜分，莫能统一，乘此招抚，收复诸羌，就是河西李氏，即西夏。即在我股掌中。现闻羌种所畏，惟唃氏即唃厮啰，见第十八回。子孙，若结以恩信，令他纠合族党，供我指挥，我得所助，夏失所与，这乃是平戎的上策呢。”此策非必不可用。神宗以为奇计，即召王安石入议。安石也极口赞许，乃命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一面封唃厮啰子董毡为太保，董毡一译作董戬，系唃厮啰三子。仍袭职保顺军节度使，且封董毡母乔氏为安康郡太君，董毡因遣使入谢。至王韶到了秦凤，收降青唐蕃部俞龙珂，遂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置戍，并抚纳洮河诸部。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韶议，安石以师中沮挠，令罢帅事。王韶又上言：“渭源至秦州，废田多至万顷，愿置市易司，笼取商利，作为垦荒经费。”安石正要行市易法，哪有不从之理？即请旨转饬李师中给发川交子，即钞票之类。易取货物，并令韶领市易事。师中又上言：“韶所指田，系极边弓箭手地，不便开垦。市易司转足扰民，恐所得不补所亡。”看官！你想安石肯听从师中么？当下奏罢师中，徙知舒州，另命窦舜卿知秦州，与内侍李若愚往查闲田所在。哪知仅得地一顷，还是另有地主，舜卿、若愚只好据实奏报。安石又说舜卿隐蔽，把他贬谪，令韩缜往代。缜遂报无为有，顺安石意。要想保全官职，也不得不尔。乃进韶为太子中允，寻复令主洮河安抚司事。看官记着！为了王韶倡议平戎，不但吐蕃境内从此多事，就是宋、夏交涉也因此决裂，竟先闹出战事来。
熙宁三年五月，夏人筑闹讹堡，一译作诺和堡。屯兵甚众。知庆州李复圭闻朝廷有意平夏，竟欲出师邀功，当遣裨将李信、刘甫等率蕃、汉兵三千，往袭该堡，偏被夏人得知，一阵驱杀，大败信等，信等逃归。复圭不觉自悔，却想了一计，把无故兴兵的罪状都推在李信、刘甫身上，斩首徇军，复由自己领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残兵二百名，即上书告捷。真好法子。夏人不肯干休，乘着秋高马肥，大举入环庆州，攻扑大顺城及柔远等寨。钤辖郭庆、高敏等战死。及韩绛巡边，在延安开设幕府，选蕃兵为七军。绛不习兵事，措置乖方，且起用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命诸将皆受谔节制，蕃兵多怨望。绛与谔谋取横山，安抚使郭逵道：“谔一狂生，怎知军务？朝廷徒以种氏家世赐荫子孙，若加重用，必误国事。”绛甚不谓然。适陈升之因母丧去位，两个同平章事，去了一双。一即曾公亮。神宗擢用两人，做了接替，一个便是王安石，一个偏轮着韩绛。安石为首相，即就此带叙。绛在军中，有诏遥授为同平章事。绛兴高采烈，即劾郭逵牵掣军情。逵奉敕召还，谔遂率兵二万人袭破啰兀，筑城拒守，进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又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修葺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相去各四十余里。韩绛方保荐种谔，盛叙功绩，不意夏人已入顺宁寨，进围抚宁。是时边将折继世、高永能等方驻兵细浮图，去抚宁不过数里。啰兀城兵势尚厚，且有赵璞、燕达等防守抚宁。谔在绥德闻报，惊惶的了不得，拟作书召回燕达，偏偏口不应心，提起了笔，那笔尖儿好似作怪，竟管颤动，不能成字。适运判李南公在旁，看他这般情形，不禁好笑，他却掷笔旁顾道：“甚么好？甚么好？”说了两个好字，竟眼泪鼻涕一齐流将出来。穷形尽相。南公劝解道：“大不了的弃掉啰兀城，何必害怕哩？”谔一言不发，尚是涕泪不已。及南公趋退，那警报杂沓进来，所有新筑诸堡陆续被陷，将士战殁千余人。谔束手无策，绛亦无可隐讳，只得上书劾谔，且自请惩处。有诏弃啰兀城，贬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绛亦坐罢，徙知邓州。夏人既得啰兀城，却也收兵退去。
惟王安石转得独相，把揽大权，新任参政冯京、王珪。珪曲事安石，仿佛王氏家奴，京虽稍稍腹诽，但也未敢直言。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依次罢去。神宗新策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直言，已登上第，为安石所沮，饬孔文仲仍还故官，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于是保甲法、免役法次第举行，并改诸路更戍法，更定科举法，朝三暮四，任意更张。小子于保甲、免役诸法，已在上文约略说明。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太祖惩藩镇旧弊，用赵普策，分立四军，京师卫卒称禁军，诸州镇兵称厢军，在乡防守称乡军，保卫边塞称藩军。禁军更番戍边，厢军亦互相调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以叫作更戍。时议以兵将不相识，缓急无所恃，不如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将相习，有训练的好处，无番戍的烦劳。安石称为良策，乃改订兵制，分置诸路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麾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与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设官重复，虚糜廪禄，并且饮食嬉游，养成骄惰，是真所谓弄巧反拙了。
宋初取士，多仍唐旧，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即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等条。仁宗时，从范仲淹言，有心复古，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除去帖经、墨义。及仲淹既去，仍复旧制。安石当国，欲将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当由神宗饬令会议。苏轼谓：“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神宗颇以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张。当由辅臣互为调停，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安石且作《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概行废置。安石的势力，总算膨胀得很呢。这两条不第解释新法，即宋初成制，亦借此叙明。苏轼见安石专断，甚觉不平，尝因试进士发策，拟题命试，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这是明明借题发挥，讥讽安石。安石遂挟嫌生衅，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有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官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时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向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议沸腾，怨
这疏一上，安石愈加愤怒，使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穷治无所得，方才寝议。轼乞请外调，因即命他通判杭州。轼，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尝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诗书，及弱冠，博通经史，善属文，下笔辄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就试礼部，主司欧阳修得轼文，拟擢居冠军，嗣恐由门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列第一。嗣入直史馆，为安石所忌，迁授判官告院。至是又徙判杭州。杭城外有西湖，山水秀丽，冠绝东南，轼办公有暇，即至湖上游览，所有感慨，悉托诸吟咏，一时文士，多从之游。又仿唐时白居易遗规，浚湖除葑，在湖中筑土成堤，植桃与柳，点缀景色。后人以白居易所筑的堤称为白堤，苏轼所筑的堤称为苏堤。相传苏轼有妹名小妹，亦能诗，适文士秦观，字少游，与轼唱和最多。轼又与佛印作方外交，与琴操作平康友，闲游湖上，诗酒联欢，这恐是附会荒唐，不足凭信。轼有弟名辙，与兄同登进士科，亦工诗文，曾任三司条例司检详，以忤安石意被黜，事见上文。小妹不见史乘，秦观曾任学士，与轼为友。佛印、琴操，稗乘中间有记载，小子也无暇详考了。尝有一诗咏两苏云：
蜀地挺生大小苏，后人称轼为大苏，辙为小苏。
才名卓绝冠皇都。
昭陵试策曾称赏，
可奈时艰屈相儒。仁宗初读两苏制策，退而喜曰：“朕为子孙得两宰相。” ↑返回顶部↑